癌症村：谁动了我的生存权

■本报记者 丁佳 实习生 李宁

最近，一份“中国癌症村地图”在网上流传，中国癌症村数量被认为超过200个。

近年来，有关癌症村的新闻报道频繁见诸报端，在吸引眼球的同时，也让农村的环境问题赤裸裸地显露在公众面前。

“水魔”来袭

谈及癌症村以及癌症高发，很多专家学者怀疑饮用水水源污染是主因。

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环境地质环境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，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综合质量整体较差，且污染较严重，未受污染的地下水仅占采样点的55.87%。

“饮用水水源对人体健康安全至关重要。”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说，“长期接触或者饮用受致突变、致癌物质污染的水，可使饮用人群癌症发病率提高。”

流行病学证实，70%～80%的人类疾病与水污染密切相关。另有数据显示，全世界每年约有500万人死于与水相关的疾病。

尽管地下水污染与疾病发生的关系还没有直接的数据佐证，但我国癌症逐年高发，水污染是元凶之一的说法并未遭到反对。在水污染中，一些化学物质如苯，就是强致癌物，长期摄入会引起白血病、淋巴瘤、皮肤癌。而被污染的水中含有的砷、铅、镉、锰等重金属，也可能导致癌症。

被侵害的乡村空间

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数字，似乎都将矛盾的源头指向了流向村口沟渠的高毒污染物。在肆意排放的污染背后，是否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？专家介绍说，农村地下水等环境污染，与农村发展模式缺陷以及空心村整治不当等关系密切。

对农村的痛，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彦随有真切的体会。作为该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，他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基层调查研究。

“中国农村正经受着过分追求高速度、掠夺式发展模式的侵害。”他说，“农村土地、人力、资金投资都在流向城市，涌向农村的多是日益加剧的各类污染排放物，使农村的自我调节和自适应能力越来越弱。”

在刘彦随的办公室，有一套25厘米分辨率的高清遥感影像集，直观地反映出一个个中国典型“空心村”的真实面貌。

在其中一个“空心村”，村中心的老房子早已破败不堪，是几十年前祖辈去世后留下来的，至今没人去翻修或重建利用；新盖的房屋不断吞噬着周边的耕地，但这些房子大多为进城农民工回家时所盖，平日绝大多数时间也都处于闲置状态。从卫星图像上看，整个村庄毫无规划可言，被荒废的裸露土地七零八散地分布在村中，就像一块块难看的秃斑。

据统计，类似这样的自然村，全国大约有300多万个。“建新不拆旧，人走地不动，这不是消费，而是一种巨大的浪费。周边新房的地基越垒越高，空心村就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‘大坑’，只要有污染排放，就会流到这些坑坑洼洼里去。”

出路在何方

刘彦随对上述现状痛心疾首，“中国转型发展与社会安全的根基在农村，可这样散乱、空废的‘乡村空间’，何谈新型城镇化、新农村建设？现在已经到了解死扣、破难题，正视现实、寻找出路的时候了”。

在山东省禹城市伦镇牌子村调查时，该村文书许庭金给刘彦随看了一张自己画的村庄整治房屋规划图。“老百姓盼着自己的村庄发生改变，需要政府相应的制度设计。”

“我们常在上演亡羊补牢的悲剧。总在危害已经到来时，才开始想办法解决。”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司富春觉得，“治理环境污染不能临渴而掘井。政府应加强环境污染的预测和预防，做到未雨绸缪，不能等到问题严重到不可解决时再花百倍的努力补救。”

癌症村的悲剧并不是“中国特色”。上世纪50年代，日本曾发生过震惊世界的“水俣病”事件。熊本县一家氮肥公司将含汞废水排入海湾，在海水、底泥和鱼类中富集后被人食用，最终引起近300人中毒，60人死亡。也正是这次沉痛的教训，带来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以及法律体系的完善，让日本逐渐从一个传统工业国家向绿色国家靠拢。

对中国来说，法律或许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。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周振杰认为，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污染打击的力度还不够，国家应完善环境犯罪立法，加大对排污企业惩处力度。“为保护癌症村病人的合法权益，避免更多类似悲剧发生，应建立先行赔付制度和国家赔付制度，让身体饱受病痛折磨的村民早日得到救助。”

“只有中国的环境污染受害者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，造成污染的肇事企业和渎职的政府官员难逃应有的惩罚，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才有望得到真正的解决。”周振杰说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 (2013-04-17 第1版 要闻)